〞真正的名將〞

　　在書架的一角，發現了四十多年前的一本舊書，書頁已發黃，裝訂也鬆散了，但還是煥發出它往日的魅力；用一個晚上的時間，重新‘複習’了它那曾教我心思癡迷，撫卷歎息的章節，一晚的時間不多，這本考尼略斯雷恩（Cornelius，1920-1974）的煌煌巨著‘最後之役’‘The Last Battle’(又譯‘最後一役’，由麥田出版社重翻)又長達數十萬字，看得精疲力盡，但那給于心靈的衝擊與興奮，卻完全跟當年少年時第一次看的感覺完全一樣，而現在卻又對它的內容和書裡的情節人物有了更深的感觸與瞭解。

　　雷恩也許是當代最偉大的軍事史作家。他在短短五十幾年的生命裡，以精細的考證，龐大的訪問和如椽的巨筆寫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裏最有名的三部書，分別是描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那驚天動地的諾曼第登陸戰，作業代號‘霸王行動’（operation ‘Supreme Lord’ 又譯‘太上計劃’）的名著‘最長的一日’（The Longest Day），其次是這部描寫兵凶戰危、日落孤城，蘇軍兵臨柏林城下，德軍在疲乏不堪，兵力極為劣勢，軍事態勢極端不利的情形下，面對凶險的狀況，怎麼捉襟見肘地去進行最後的抵抗，而不致立刻徹底的崩潰的‘最後之役’；最後是描述二次大戰史上最大規模空降作戰，造成盟軍傷亡慘重的著名安痕戰役，代號市場－花園（Market－Garden）行動的史詩巨作‘奪橋遺恨’（A Bridge too far），這三部大書動輒數十萬言，曾經獲得無數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的瘋狂好評。其中諾曼地登陸戰和安痕爭奪戰兩部還曾被好萊塢斥資鉅萬拍成電影。

　　最後之役發生在歐戰的最後階段，時間從1945年3月初直到當年五月底德國投降，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當時已知大廈之將頹、帝國之必倒，而臨危授命，匆促抵任的德國維斯杜拉集團軍（下轄A集團軍、中央集團軍及直屬戰鬥部隊，兵力約五十萬人，負責防守東線維斯杜拉河至奧德河一線）的亨利齊上將（Oberstgeneral Gotthard Henrici, 1886-1971）。亨利齊的經驗、背景與戰績成就頗值得今天擔任企業高階主管的朋友們學習、參考。

　　亨利齊跟他經常嗤之以鼻的‘希特勒的金野雞’的那批納粹將軍族們完全不一樣，他貌不驚人，身材短小精悍(163cm)，穿著樸素，經常一身兵士的制服，不喜戴金光閃閃的星星，只在袖口上標幟以條紋，以便行使指揮權。他從不愛穿閃亮的長統馬靴，只以一幅第一次大戰式的綁腿裹扎褲管。他外表從容整潔，內心篤信上帝，夫人還是猶太人。他沈默寡言，外貌諄諄若小學校長，但在戰場上卻治軍嚴謹，令出必行。他攻城掠地氣吞山河，但最為後世史家所津津樂道的卻是他做為‘德軍最偉大的防衛專家’的令名。在東線（蘇聯戰場）面對最後的殘局，他總能讓防守的效果達到最大最久，轉劣勢為優勢，還能一面作戰一面將前線戰鬥兵力輪流後撤休整，然後再精強虎猛的重赴砲火。他有悲天憫人之心，強烈抗拒‘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式的不合理命令，他力抗希特勒要化柏林為焦土的決戰策略，但面對朱可夫（G.. Zokov）和柯尼夫（I. Konev）兩大元帥麾下猛撲而來的一百七十五萬紅軍，兩萬門大炮，一萬兩千輛坦克卻絲毫沒有被嚇倒，甚至在東線俄軍發動總攻擊的第一波，居然讓紅軍的狼虎之師完全撲了一個空，全身而退再從容地反攻。柏林防衛戰基本上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困獸之鬥，唯一的貢獻只能是儘量減少人民的死傷和拖延時間等待西線英美聯軍早日到達，以求最佳條件和最有尊嚴的結束戰爭。享利齊做到了，雖然最後終因不聽希特勒的亂命而被撤職，但已做到職業軍人在道德上能做的一切。

　　商場上也需要‘亨利齊’：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能帶來絕望中的樂觀與轉機，也有絕對的勇氣以劣勢對優勢，甚至在潰敗中見機而做，反敗為勝、反虧為盈，就像他在斯摩稜斯克 (Smolensk) 的大捷一樣。這位外號‘好厲害的小雜種’的名將，身手真不是蓋出來的。

　　將軍 (企業高級主管亦是)，是請來打仗的，不是光放在那兒擺架子看派頭的，不是嗎？！

　　下星期二下午的王子濱講座假長榮大學第三教學大樓八樓階梯講堂舉辦，這次難得請到著名的建築師蔡宜璋先生主講‘建築之美’，蔡大建築師的作品甚多，最新的力作是即將落成的奇美博物館，他的演講當然精采可期，等你來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