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的東京,微寒、小雨,剛從早稻田大學校園裡走出來,心情却久久無法平復:剛看完了大學紀念美術館中的‘生徒出征1943-1945’特展,外面是校園裡創辦人大隈重信侯爵銅像下,萬頭鑽動、吆喝聲四起,歡迎新生入學的社團展覽;一張張興奮而稚嫩的臉,浮現著那種全世界大學新生所共有的靦腆的笑容,看上去正是‘young and stupid’(傻傻蠢蠢)的最佳寫照,美術館內的氣氛却完全不同,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民窮財盡、兵源不繼,只好開始把在學的大學生與研究生趕上沙場,為‘落日’爭取儘久儘多的餘暉。他們碰上的時間、正是盟軍反攻,大有斬獲,也是日軍走上窮途末路的戰爭轉捩點,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就此永遠沒有回來。看著櫥窗裡一張張戰地照片,一封封家書中都有著濃濃化不開的鄉思,有對家人的叮囑,有對情人的切切私語…這溫柔的一切却又被每個人資料後半部的殘忍事實:由軍部所寄出的‘死亡通知書’和牆上大地圖所標定的陣亡地點活活撕碎:塞班島、馬紹爾群島、貝里琉、瓜島、民答那峨、緬甸瓦城、中國長沙城、新牆河…,一個個活生生、好健康好可愛的年輕生命,就此化為一匣匣骨灰,甚至從此人間蒸發,片紙不存,「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閏夢裡人」,他們不止成了家人親友心頭永遠的痛,也成為這所立校一百三十年的黌宮學府,母親似的胸懷中永恆的不捨。早稻田大學在今年二戰結束七十周年(1945-2015)舉辦這一項長期的展覽,是有一個沉痛而人道的理由的,她似乎向那場戰爭發出最悲慘的控訴「還我孩子來」!
在早大旁鶴卷町的小街上(孫中山的好友犬養毅就正住在這裡)一家小小的舊書店裡,偶然找到了日本大作家大岡昇平(1909-1988)的那本獲得1952年讀賣新聞文學獎的名作《野火》,這是號稱戰後名著第二名的中篇小說(第一名應是‘人間之條件'),這本書是大岡先生以自己曾在二戰期間服役於菲島和日本投降後成為戰俘的經歷寫成,中文版由我所尊敬的長輩徐好慰(雲濤)先生於1959年在台南經緯書局出版。大岡以如椽巨筆寫下了邪惡的大東亞戰爭,在最後慘不忍覩的破敗階段裏,那不負責任的國家機器(日本帝國與皇軍),是如何荒謬而無情地驅策千萬人民,以一襲軍裝包裝了大規模的犯罪(侵畧),而當龐大的機器本身無力再主導這天地間最大的罪孽時,又如何無情地徹底拋棄了最可憐最卑微的工具(軍人),任其在無望的綠色地獄叢林中忍受飢餓、疾病、恐懼、強烈而無望的思鄉,最後在發臭的軀體中凄涼無助地死去。主角田村一等兵,在復員後的精神病院裏記下日軍在潰敗的菲律賓戰場上如何經歷了以‘猴子肉乾'(其實就是人肉)維生,與已經沒有了人的尊嚴和道德的同伍永松和安田,最後在人性的吶喊和對神的哀求中「代行神的意旨」,槍殺了本已不想活的伙伴,以精神失常的結果在醫院終究奔向腦海中叢林間平原上的野火,終究難逃一死…。這「連人肉也吃」的事早就真正發生在那些被「餓垮」在太平洋諸島上等死的日軍之間,而《野火》之描述令人感歎,乃至毛骨悚然乃在於殺人-吃人的惟一目的是苟活到投降和回祖國,而善良與道德的人性却殘忍地指控著每一個人,讓他們暸解‘死亡'也許反而代表‘回到自己家一般的安樂和解脫'。
二次大戰常被歷史學者自定位為‘世界上最後一場善惡分明的戰爭',西方的納粹德國、法西斯的意大利,東方的軍國主義日本都選擇了那灼熱的走向地獄之路,而同盟國即使勝利了,也付出滿地凄滄、血流成河的慘重代價,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少女安妮(Annie Frank 1929-1945)故居中,我曾因想到二戰中因這人類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而犧性生命的七千萬靈魂(沒錯,是七千萬),而居然啜泣不能停止,(下一次容我再介紹這個可愛又可憐,以她的日記向世界提出抗議,而最後喪命於德國集中營的猶太孩子的故事);今天,大規模的殺戮看似走遠了,可是地表上的槍聲仍然此起彼落,正義、公理依舊只是理想、欺凌與霸權還在橫行囂張,我們沒有資格高談闊論,只有督促自己的國家社會和同胞要覺悟、要爭氣,別再有一天又淪為俎上肉,任人宰割,當然也要有挺身而出、主持公道、不自淪為小的道德勇氣。
神學家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寫的那首著名的詩‘起初他們…'(英語:First they came)說道:‘起初他們來抓人…我沒有為他們說話…,最後他們來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因為他們都被抓走了'。親愛的朋友,七十年過去了,人類反省夠了嗎?我只祈禱那邪惡愚蠢的暴行與殺戮,與對文明的肆意侮辱與毀滅永不再來(Never again)!
強大有尊嚴的生存,應該是每個人、每個企業、社會和國家的天職吧!
下星期二(五月二十六日)的王子濱講座,將由國內著名的創業與創意大師,零耗能建築聯盟的王修銘會長,為同學們主講「創意、創業之美」,大師蒞臨,機會難遇,敬請您來參加吧!(在慶應大學校園裏,看到他們每場收費5,400日幣的‘世紀演講系列',我客觀地說:我們絕對不輸他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