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飛揚而急逝的日子〞

　　褪色照片裡的孩子，圓墩墩的臉，背著童子軍的大盤帽，手上推著的是一輛跑車型的腳踏車，一臉的正經與嚴肅，身上穿的是繡著學號的白衣短褲，上衣口袋裡一隻鋼筆表達了當時的’審美觀’，那稚嫩的臉龐後面當時在想什麼呢？憧憬什麼呢？這是剛從小學畢業，考上中學的我。

　　小學五年級，我從台南市郊區的勝利國校─一所比較純樸，也比較不’逼’學生的國小，因為雙親對我的期盼，轉學到了台南市升學率最高的另一所成功國校。我在勝利是全校最優秀的學生，可是因為該校未能深諳’升學之道’，以致聯考的成績始終不理想，家父家母天天看著隔一條馬路的台南一中，眼底盡是’國家的菁英、民族的希望’，當然油然興起‘吾家子弟，當亦若此’之志。而如要考上最好的高中，當然要先考上最好的初中，為此只好忍著心、含著淚，把自己的孩子往明星國校轉，我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來到了位於赤嵌樓旁的成功。

由於父親托了人情，我被編入了由教導主任陳老師擔任導師的五年一班，這是‘明星學校’的‘明星班’，所有最優秀的、最有背景的同學都集合在這一班，當年國家窮，小學每班的人數本來就多，而五年一班又因為是名師任教，人就更多了，如果沒有記錯，我們班上居然有將近七十位小朋友。

　　當時的成功國校對升學班有一套頗為‘聰明’的策略，那就是提前在五年級就把六年級的課程教完，然後用整個六年級的一年來反覆做複習，達成‘純熟練習’的（mastery learning）的境地；這一下可就苦了我這個轉學生，我原來就讀的學校是按步就班的教跟學，現在突然發現我比同學們少學了一年，尤其是數學上的差異最為明顯。當時的小學在數學教學上，除了極為簡易的部編課本之外，還有一本從日文翻過來的‘聖經’，叫‘圖解算術’，當勝利國校剛開始教‘平均問題、合差問題’時，成功國校卻早已在談‘雞兔同籠、蝸牛問題’，這些‘高階’的問題了，我等於一年的課程沒學，數學成績從九十幾、一百分一下子落到二、三十分的‘悲慘狀況’，我最大的打擊在：一個十一歲的孩子，突然自己覺得從‘好學生’變成了自己以前‘不齒’的‘壞學生’，再加上無日無夜的惡性補習和台灣教育史上最黑暗殘酷的體罰，使我變成了一個茫茫然的‘邊緣人’，導師陳老師對我的耐心也很快的消逝（她原來以為撿到的是一塊美玉，沒想到卻是一顆頑石），為了逃避現實，我開始逃學、流蕩，當然會說謊，我自覺已經從‘小天使’變成了‘小魔鬼’，而每次事發後共同的結局都一樣：老師加倍打，母親淚眼婆娑地再送我去上學，由於老師打得太兇了，我右手的指關節直到現在仍然畸形，有那麼幾天，我決心自我了斷自己‘罪惡的一生’，我吃下整盒火柴頭，我也曾吞下半罐美軍上標‘有毒’的香港腳藥粉，最後當一切都無效時，我喝了老鼠藥─結果是因味道太差，我全部吐了出來（幾十年後我告訴媽媽我的這一段自殺史，她笑得喘不過氣來，當年對我卻一點兒也不好笑），最後，我認命了，我只有全力以赴的去讀書，去配合，以免挨打。其實這個故事還算是有happy ending的，也許由於天資不算差，我在六年級上學期時，已經完全跟上同學的程度，當有一次全班都不會解一個算術題而只有我做對時，在舉手的那一剎那，我知道我又回來了！我完全變成了一個完美的‘解題機器’，不再挨打和被嘲笑，但我也知道，在這填鴨式的教育─哦，它不是教育，它只是機械式、反應式的訓練，我已完全失去了學習的興趣與快樂。

　　六年級結束，我以全班第四名成績畢業，在隨之而來的聯考中，我以國語九十四分，算術一百分，總分一百九十四分、全市第二高分錄取第一志願，我們那一班一同挨打的兄弟們光考上第一志願的就高達二十幾位，論比例又是全市第一，只可惜這些孩子讀書的胃口都搞壞了、敗光了，一年級升二年級留級的就居然多達十一位，我僅以身免，以補考得以倖存。

　　多少年後，在街頭偶遇當年的‘魔王’、‘剋星’陳老師，老師對我囁嚅說出的第一句話竟是‘老師對不起你們’。

　　又要多少年後，我才能完全重拾對學習的熱愛，瞭解讀書與進步是快樂的，是為自己的…。

　　而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這一次（四月30日），王子濱講座請來了博學熱心的名醫，唐修治副院長為我們開講‘醫學之美’，唐醫師妙手仁心，是許多患者心目中的救星，更是一位古道熱腸的儒醫，也是強友會的重要成員，他幽默風趣、敬業樂群，現任職於台南新樓醫院本部，歡迎您下午2:20~5:00和我們一齊來交通便捷的長榮大學共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