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式的五一勞動節 — 挨罵我也認了！
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在台灣，所有的勞工都可以放假一天，在中國大陸，則是自一九九九年修改法令後，改為放假三天，又加上調休前後兩個周末，就形成了一個禮拜的「黃金週」；這段期間，大陸不管是出國旅遊或國內旅行，到處都是滿滿的人潮。由於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都以紀念因為西元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發生在美國芝加哥的大規模示威和罷工，勞工為了爭取改善惡劣的工作條件，並實施每天八小時工作制而後產生的流血衝突，最後警察悍然向群眾開火，造成死傷，而政府當局居然在審判時，藉著這次有名的’乾草市集慘案’，大肆逮捕他們平時已視為眼中釘的勞工領袖們，並以謀殺罪起訴了其中的八位，最離譜的是，有五位在當天連到場都沒有，最後這八人中的五人判了紋刑、二人判了終身監禁、一人判了十五年刑期。這明顯不公不義又血淋淋的事件，在一八八九年於法國舉行的第二國際大會上，被提案通過成為紀念犧牲者，而且為國際勞工奮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節日，因此也稱為「工人的節日」，但世界上美好的東西都不是輕易、廉價可以獲得的，就以最強調人權的美國勞工真正落實每天工作八小時，也是直到一九三五年羅斯福總統當政時才達成。
年幼時的我，只懵懵懂懂知道有勞動節這回事，大概也就是勞工放假、開會、頒獎那一套，對於諸如勞動三權（含團結權、也就是建立和參加諸如工作等勞動者團體；集體交涉權、也就是集體談判雇用合同的權利；以及集體爭議權、也就是罷工權，可以組織集體行動，而不受雇主懲罰的權利）等內容和世界勞工運動興起的理解，則都要在研究所、國外進修的階段才「如大旱之慕甘霖」大量的學習和吸收了。我在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開授工業關係研究也讓我有為勞動者講話的機會，而當年在經濟部國營事業民營化委員會中，當著以趙耀東先生為首（他是應江丙坤部長懇請，出任召集人），袞袞諸公面前，毅然和中山大學的鄧學良教授聯名「發難」，提出了「國營事業董事會之組成必要有工會董事及監察人的設立」，師出有名，義正詞嚴，許士軍老師笑曰我和鄧教授兩人扮演的角色是「強梁」－強盜也，也許以後的制度施行不能盡符理想，但替台灣的勞工做了這件開創性的事是感到很快慰的，只記得通過時眼眶紅了，努力噙住淚水沒有掉下。
今年的五一在街頭一片「拒低薪、反派遣」的怒吼聲中不平不靜的渡過了，氣氛真是悶，有的被抗議的雇主也真是欠缺良心，欺負弱勢的奸商，可是我今天還是要站立在一個很艱難的平衡點上，冒著被譏諷為「晚節不保」的危險，以一個憂國憂時的心情，對勞工朋友講幾句不中聽的話：首先請大家理解，當大家上街頭時，必須要理解今天的自由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定要請大家珍惜它，美國密西根大學的名教授柯衡（Carl Cohen）在他政治哲學的經典著作，如「論民主」、「四大系統」等，都提到民主的存在與保障是要付出代價的，它有五個前提性條件，分別是：
- 物質條件－包括社會整體與成員的經濟性、物質性條件。
- 法規條件－政府重法人民守法，才能真正推行與參與社會政治事務。
- 智識條件－公民具有真正參與民主議題的智識。
- 心理條件－成熟而穩妥的心理狀態是必需的。
- 防衛條件－有抵禦內外在威脅國家社會的因素的條件。
今天許多的人似乎都認為民主是廉價的，是唾手可得，不必珍惜，可以掉以輕心「隨便使用」的，這是一種很大的危險。
其次，請大家平心靜氣的想一想：今天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是不是普遍而且客觀地存在，如果是，那是大家一齊受苦，光靠上街頭只能出氣但改變不了形勢，更重要的應該是：要向政府強硬地要政策、要目標、要計劃，要改變經濟的佈局和產業的體質。並且要強力監督這個死不爭氣的政府不做「縮頭鳥」，要挺起來、硬起來、要有走出台灣、走向世界的格局志氣和能耐，否則等大家都好了，只有我家不好，那才真是滅頂大禍臨頭了。
最後，若干資本家不可獨善其身隨「財」風而搖擺，千萬不要再做近視短利、見不得人，卻又無所不用其極的事；台灣才是根本。等你忘了台灣，台灣也忘了你，你會一無所有！只玩money game，只聚「不義之財」是絕對會「簪纓之家、三世而斬」的，這句話夠重了，聽得懂嗎？由衷希望來年能夠有個團結煥發，歡歡喜喜的勞動節，我們所體會的管理的最高境界’不就是圓滿與和諧’嗎？！
這個星期二下午的王子濱講座請到了有名的企業家王修銘董事長來講他現身說法的精采題目「創業之美」，有志者一齊來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