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貴人’與‘厚道’
前幾天看到‘女人要有錢’電視節目裏，古董鑑價單元的常客，台北當舖業聯合公會的名譽理事長秦嗣林先生偶而談起他對人生的體會與感觸。他談及這一輩子碰到的一些‘貴人’，對他們的幫助與援手非常感念。我看到這一段，感想也很多，‘貴人’，不只是地位尊崇、聲名顯赫，衣錦食肉的人才叫‘貴人’，而是在你最需要被幫助時，能毫不吝惜地對你伸出溫暖的手，拉你一把的人；他們也許只是販夫走卒，極盡平凡的升斗小民，但他們對我們的幫助却常讓人感念一生，甚至影響到我們也想積極的成為別人生命旅途上的貴人，我的經驗裡就有好幾次不可思議的事件，我願意擇取其中的一、二，與朋友們來分享。
民國七十七年，兩岸開放探親，同時母親的健康也已江河日下，兩次的中風使得她老人家已經不良於行，身體也虛弱得不得了。她心心念念的是惟一‘失落’在大陸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舅舅，雖然兩地已透過通信，取得連絡，可是大概老人家已覺得來日無多，很想跟從小最疼愛她，又為她養鴿子和小兔子的大哥見上一面…。作為兒子的我，明明曉得她不可能到大陸去（那時我已去過一次，深深瞭解當時大陸旅行之苦，以母親身體的狀況是絕對吃不消的），而當時又不准大陸居民來台探親，兩相權衡之下，父親與我決心陪母親赴香港，也替大舅舅申請由內地赴港團聚。一切的手續都辦妥了，就再第二天早晨出發的前一晚，在與父親的學生們在高雄餐敘時，我們才被告知：依大陸及香港當時的規定，我們一定要進邊境（深圳），把大舅舅他們接出來，才能見到面，而當時的港簽都是單程的，如果我要改成多次簽（抵港－赴深圳－再回香港），不但要親自到香港移民局辦手續，而且最少要三到五個工作天才能拿到，到時後父親跟我的請假期限就都超過了…。聽完這一番話，兩位老人家都愁眉苦臉，不知如何是好，我則決定走一步算一步，先到香港再做打算，話說得很瀟洒，心裡却是忐忑不安。一宿無話，第二天到了小港機場，兩位老人家帶着大箱小箱（當時大陸剛開放，亟需‘台援’），枯坐候機，我中間上了趟洗手間，洗手時突然看到一位黑臉大漢，在洗手間門口嚼檳榔，一幅百無聊賴的樣子，我也不知哪來的靈感，對他笑了笑，開口要了顆檳榔，兩個人就用台語嘰嘰喳喳的聊了起來，越聊越投機，此公姓李，行走台港之間，是個靠當時進大陸時帶‘三大件’（當時大陸允許台胞每人一次免稅帶電視、冰箱等三大件家電回鄉探親）進去，而帶藥材出來的‘單幫客’，當我把我們面對的困難告訴他，並請教有無解決方法時，他豪邁的一揮手，‘這款小事，包在我身上！’，幾小時後，當我把父母在酒店安頓好，就跟着他，還有一位常跑大陸買藝品的黃（？）兄，到了他們相熟的一家香港小律師樓，拿了律師信，直奔中環的移民局，只花了幾十分鐘，就辦好了多次出入的港簽。第二天一早，我們三個人已經跟着不計其數的人潮，順利過了羅湖海關，進入了深圳，感人之處尚不僅此，他們兩位又陪我在深圳車站站了一整天，第三天也是靠着他們敏銳的‘嗅覺’，幫助我在一個破落不起眼的小客棧裡找着了正瞪着天花板發愁，已經絕望要打道回家的大舅舅一家人。當我帶着大舅舅坐捷運回到香港跟母親見面的那一瞬間，那感人的場面讓我覺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而這兩位‘貴人’除了應父親的強留，勉強陪我們吃一頓豐盛的團圓飯，第二天他們又悄悄的消逝在茫茫的人海中。我從此沒有再見過他們兩位，但是他們那豪邁義勇俠客般的高貴行徑却令我永生難忘，是他們幫助我可憐的母親和她尊敬的大哥，在有生之年見了最後一面（不久後兩人俱逝）。
做人要厚道，有人飽讀詩書却不懂得這個道理，我也曾碰過讓人啼笑皆非的場面：當時回台灣，教職有限，我又沒有顯赫的家世和‘靠山’，曾經由父執輩的推薦，找到了當時有名的學者P教授和W博士，想謀一職；孰料都碰了十分難堪的釘子，最絕的是若干年後，當我僥倖獲得一些虛名與成就的肯定時，居然在不同的場合裡，被這兩位大聲‘責怪’：為什麼當年不肯屈就他們好心的‘邀請’，簡直太‘不給面子’了，讓我尷尬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陪着笑…。
企業界的人心冷暖更直接，讓我們常常感歎‘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總是讀書人’。 我們要‘厚道’，要知道多存一份厚道，就多留一分福田；我們也要下決心，努力多做別人生命旅程中的‘貴人’。
開學了，長榮大學王子濱先生企業講座又開始了，歡迎大家於每個星期五晚上六點半蒞臨聽講；這是台灣第一流的演講序列，多年來深獲好評，再次歡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