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木下吃花生＇－談談非洲與我們

　　啟蒙的那所小學，靜靜的躲在古都台南的一角，大將軍鄭成功在這兒享用了數百年的香火，夏天就在鄭王祠前斜斜的小街邊怒放的鳳凰木下，除了鬧得不得了的蟬兒，就是那位拿著小木角，謹慎地賣著煮花生的阿伯，媽媽偶爾會去買一點做我這胖兒子的零食，當時我還不曉得這平凡不過的畫面，正代表著我們和遙遠非洲大陸的奇妙鍊結－老伯賣的花生，在‘物種大交換（Grand Exchange）＇的過程裏，從原產地的中國走向了世界，而那為赤嵌城帶來一年一度的「焚城之災」的鳳凰樹，卻是遠從萬里之外的非洲馬達加斯加悄悄來訪的稀客，這是長大以後才曉得的一段插曲。

　　民國五十年代初，台灣與外界的接觸機會非常少，台南市雖然已有美國軍事單位駐守，但是到底是僅限於他們的工作場所和集中住宿的美軍眷舍，和本地居民是「華、夷分明」，可是有一天，從那一天起，對台南市的歐幾桑、歐巴桑而言，真是個大驚駭（big shock）的開始；因為台南街頭，特別是東門城一帶，出現了好多好多「非我族類」的黑人，東門城到農改場的區域，更成了父老們口中的‘蕃仔會社＇（台語）。原來，從1961年開始，中華民國為了要力保聯合國席次，正努力拉攏當時從殖民地紛紛獨立的非洲新興國家，台灣那時後經濟尚未起飛，自己都要仰賴美援，最後心生一計，拿出惟一的壓箱法寶－‘農業技術＇，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農技外交＇（當時的代號是‘前鋒計劃＇－‘Vanguard Project＇）的第一章，成百上千的農學教授、技師、優秀的農村子弟，就此在沈宗瀚、楊繼曾、楊西崑等農業、經濟、外交方面碩彥的號召下，參加了我國派出的幾十支農耕隊，遠赴非洲，把著當地農民的手，將水稻和台灣培育出來的瓜果，從南非喀拉哈利沙漠種到北非利比亞的撒哈拉沙漠，從西非的大西洋種到東非的印度洋濱。他們前仆後繼地踏上征途，為著國家、為著國際友誼，毅然走向那最陌生的遠方，他們中間的許多位（林鼎旺在象牙海岸、栗達在甘比亞、後來的鄒梅在賴比瑞亞…）都殉職在職務所在，永遠沒有回來，而台灣也每年都迎來了數十（最多超過一百）位非洲各國的農業技師，來寶島台灣見學研修。說也好玩，由於我家離他們在台南農改場的住宿地很近，剛學英文的我，每逢周六日，就往那個方向逛，每次總會「揀」幾個黑人朋友聊聊天，他們就是我英語會話的免費老師，其實這批人由於大多是各國政府官員，連留學歐、美的都不在少數，我帶他們逛街、看名勝古跡、購物（那時候台灣的東西對他們而言算得上是‘物美價廉＇，記得一次買了五把吉他，每把新台幣88元，夠便宜了），還帶他們到家裏坐坐，這樣的國民外交，直到大學還繼續著（他們台北的教學地點在台大農場），許多交換來的各國郵票、貨幣也都還在，可惜的是，從退出聯合國以後，非洲的邦交國數量也每下愈況，到今天只剩三國，想想當年台南SATAT－STATA（中非農技訓綀班）大樓玄關一字排開的三、四十面國旗的浩大氣勢，真讓人不勝感歎！

　　幾十年後，今天的台灣，工商企業蓬勃發達，在世界性的工商、民生供應鍊裏，已經佔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而非洲也合理的成為今日「新台灣的新英雄」－工商領袖們，可以橫刀立馬的大好戰場，今天的非洲，資源豐富而政治仍然不上軌道，遂成為國際主要勢力的角逐之地，我們並不「謀人之國」，而是誠實的「將本求利、力求雙贏」，我常在想，我們這樣規模的國家，一定要政府民間打成一片、找出老朋友、結交新朋友，追尋更多與非洲友人的共同利益點，而不是某一方面僅有特殊的目的，或追求短暫的目標（如‘撈一票＇、‘邦交國數量＇、‘資源壟斷＇等），走向非洲廣大的天地，以團隊的精神和形態，開拓成功的未來。

　　最後，還要點醒大家，即使是今天，非洲各國對台海兩岸的互動仍然非常關心－有時候當然有點討好賣乖的意味。西元二００七、０八年兩岸形勢緊張時，好幾個非洲國家，像貝寧、多哥、幾內亞比索都說要派兵協助中國大陸攻打台灣（您別笑，是真的）！而當時在華盛頓訪問的甘比亞（現在已和台灣斷交）總統則很認真的面告美國總統－他要派軍隊一千人從非洲來協防台灣，您說他們認真不認真？哈哈。台灣可別小看自己喲！

　　這個星期，王子濱講座請到了前台鹽及台肥董事長的余光華教授來講「企業倫理」，大師開講必然盛況空前，歡迎您星期五晚上6：30光臨長榮大學來聽這場好演講吧！